普羅之聲：社會運動的價值及意義

自回歸後，遊行示威與日俱增，香港更被冠以「遊行之都」的稱號。近年更經常出現大規模的遊行，數以十萬計的市民井井有條地在街道上前進，可謂蔚為奇觀。雖然遊行仍然不斷，但愈來愈多學者及政治組織的人士感到遊行功用不大。除了○三年的遊行導致董建華腳痛下台外，過去多年來，政制民主發展仍裹足不前，貧富懸殊加劇，財團壟斷惡化，市民生活仍然苦困，社會運動的價值及意義的確值得重新反思。

社會運動其中一個最大的作用，便是讓市民對政府表達不滿，並且有助宣洩民憤。社會行動成功與否，參與人數固然是重要指標，執政者是否體恤參與者訴求並就政策作出適當的調整，亦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若當局正面及積極地回應市民的訴求，政府與人民的緊張關係得以緩和，便會對管治產生積極的作用。因此，歐美民選政府均極為重視遊行群眾的聲音，經常因應其訴求改善施政，即使在一些較為落後或民主程度較低的國家，專權政府面臨強大的民意時也會作出讓步。

與世界各國以積極態度回應市民訴求相比，近年香港政府卻口惠而實不至，當權者表面裝作願意聽取市民意見，實質上不但無意改善施政，更透過各種方法扭曲民意民情。近年更出現一個怪現象，港共政權為了製造支持聲音，不惜發動遊行人士支持政府，並利用傳媒發放不真確消息，以醜化反對人士的行為及意見。

在可見的將來，港共政權必會以更多不同的手段打壓及抹黑反對聲音。面對財雄勢大及奸狡的港共政權，抗爭力量更加需要訂定新的策略，才能作出有力的抗衡。歷史告訴我們，除了大型的遊行及示威外，公民亦可以各種方法抵抗不公義的制度，像甘地透過拒交鹽稅運動，成功啟發更多國民對抗殖民政府；馬丁路德金發動蒙哥馬利罷乘運動及入座行動，令美國人民關注種族歧視問題。香港的反對勢力亦應設計新的抗爭模式，透過嶄新的運動令人民覺醒。

在自由及人權日益收緊的年代，香港市民必須鼓起勇氣，以新思維新手段對當權者作迎頭痛擊。若能持之以恒，專權必會瓦解，人民終可當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