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小氣候：重溫集體談判權好夢

特區政府早前公布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為正式啟動立法可行性意見諮詢提供討論基礎。這份報告羅列了十二個經濟體實施標準工時的經驗，再評估香港勞動市場各個工種，在不同豁免情況之下，僱主每年需額外支付的加班費，金額由八十億元到逾五百億元不等。

雖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聲言，特區政府對是否為標準工時立法並無既定立場，有關政策研究報告列舉的數據，只是因應不同情況之下的推算，但看在不同持份者眼中，難免各取所需，勞工團體批評特區政府誇大數字，製造驚嚇，其實不想為標準工時立法，工商界則引用數字，一旦實施標準工時，將會加重僱主成本，不利營商環境，是典型各取所需、各自詮釋手法，在標準工時立法正本戲上演之前，先來一輪口水戰。

政圈中人說，繼實施最低工資之後，標準工時立法又提上議事日程，工商界憂慮的是未來有關勞工保障的立法陸續有來，工黨主席李卓人早前發起遊行，爭取集體談判權，顯然在搶佔勞工新議題的話語權，趁標準工時立法有眉目之際，再加大籌碼，擴大勞工階層對工黨的支持度。

集體談判權在香港並非新生事物，早在前朝英治年代末期的九七年，當時身兼職工盟秘書長的阿人，已在立法局提出賦予僱員集體談判權的私人條例草案，並獲通過。條例規定，集體談判權適用於五十名僱員以上的企業，但工會在有關企業內的會員人數，須超過百分之十五，並且獲得逾五成僱員授權，才可以行使集體談判權，惟條例在主權回歸之後，隨即被臨立會推翻，阿人當然希望重溫好夢，再次引入集體談判權立法，工會成為勞資糾紛的法定勞方代理人，這對作為新興勞工團體的工黨而言，當然是乘勢擴充實力的良機。

當年港英政府直到臨近回歸，才放行集體談判權，其實祖家英國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工黨執政期間，已透過修改勞工法例賦予工會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導致工會權力過度膨脹，行業罷工幾乎無日無之，已背離改善工人權益、減少對社會不滿的原意，而且衝擊營商環境，投資者紛紛外移，加上工黨政府大搞福利主義，須不斷加稅應付政府開支，英國經濟空前低迷。直至七十年代中期，保守黨政府重新上台執政，戴卓爾夫人鐵腕整治工會，收緊福利政策，英國經濟才重入正軌。港英政府治港期間，一直未引入祖家的「好東西」，直到快將走人，坐視香港的政客推動集體談判權立法，時間真是遲唔會遲、早唔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