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聽雨：粗暴的殺校

過去十年，內地農村小學減少近二十三萬所，減少一半；教學點減少十一萬個，減少六成；農村初中減少一萬所，減少超過四分之一。再將上述數據細化，則是平均每天就要消失六十三所小學、三十個教學點、三所初中，幾乎每過一小時就有四所農村學校消失。日前在京召開的一個農村教育高峰論壇傳出的這一數據，令人驚訝。這是內地調整農村中小學布局的結果。

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的背景是學齡人口減少。全國六至十四歲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從二○○○年的兩億多，減少到二○一○年的一點五八億，同時有一千二百萬兒童隨進城務工的父母去了城市就讀。從這個角度看，農村學校布局調整有其必要，但當局以調整布局為名行大量殺校之實，則增添了求學的艱難和負擔的加重。

一個教育研究機構在十省農村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小學生學校離家的平均距離為十點八三里，初中生離家的平均距離為三十四點九三里。若是不住校，每天面對這樣的路程，即使是成年人也受不了。若是住校，即便每個學校都能滿足需求，也使家庭因孩子寄宿增加了額外負擔。農村求學困難加劇後，也使本來擁擠的城鎮學校變得更加擠迫，又形成了另外一個人群：流動兒童。其中的問題毋庸多言。

大量殺校，進而造成學生上學遠、上學貴、上學難，輟學率升高，這不能不歸結為政策的簡單粗暴。隨着十八大閉幕，新班子登場，對過去十年總結性的歌功頌德也將冷卻；然而，面對種種問題，一味將責任推給前任，例如將房價高漲歸咎前任，不可取也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