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話：重視人治多過法治

我們東方人的文明和文化，重視人治多過法治。我雖在美國長大，但仍能感到自己的血脈裏，多多少少都受到人治的影響。我尚如此，那些在香港長大的特區高官又如何？

香港的管治架構建基於西方的文化與文明。回歸後，就算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去改它，都應逐步、慢慢改。可惜，中央、特區政府以至特首都不明白這個道理。董建華上台沒多久，就推行高官問責制，我第一個便提出反對，事實證明，問責制破壞了英國人留下來的公務員整體性，同時產生兩個問題：一，高官與公務員的磨合問題；二，公務員的士氣問題。兩者都是香港今天管治不力的重要因素。

曾蔭權擴大問責制，加了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此舉更令問責隊伍與公務員隊伍的摩擦面進一步增大。此外，曾蔭權完全沒有好好運用行政會議，等於回到皇帝制度，他一個人說了算，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梁振英上台後，又想進一步擴大行政會議，把行會從協助特首決策的角色變成分餅仔、為特首提供意見的組織，從基本上改變了行之有效的行政會議制度；同時，他委任了自己人做中央政策組的頭頭，這無異於自己做自己的顧問，簡直荒謬。

三個特首徹底破壞了港英政府留下來治港的三大要素，香港的管治又怎麼會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