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失敗埋禍根 架構重組闖關難

立法會拉布戰告一段落，焦點轉移至政府架構重組。事實上，在公眾質疑及部分議員反對下，架構重組方案要通過立法會這一關，並不容易，如何釋除疑慮，平息爭議，清除障礙，是擺在新政府面前的重大考驗。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就政府架構重組計劃召開公聽會，出席的團體代表意見紛紜，莫衷一是，有人支持架構重組，亦有人質疑架構重組的必要性。時間緊迫，爭議不休，候任特首梁振英極為緊張，連日來多次呼籲立法會議員急市民所急，並強調新政府架構沒有B方案，若重組計劃無法在七月一日前通過，勢必影響新政府施政。

事實上，架構重組不是甚麼新鮮事物，古今中外，新政權上台後或多或少都會對政府架構進行調整，在香港，董建華及曾蔭權上台時皆曾進行架構重組。梁振英為了配合「穩中求變，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計劃重組現行政府架構，既有先例可援，而且合乎情理，這是無可厚非的。正如有人所說，若有朝一日反對派上台執政，難道不會有更新體制的想法？

其實，人們對政府架構重組的最大疑慮不在重組方案本身，而在於整個問責制度。董建華孤家寡人，施政備受掣肘，故於二○○二年推行高官問責制，原意是倣效西方做法，讓高層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改由委任的司局長為政策成敗承擔政治責任，以便更好回應民意，提升施政水平。可惜多年下來，所謂提升施政淪為空談，問責官員被譏為疊床架屋的僭建物。而曾蔭權上任後不但沒有深入檢討問題，反而進一步擴大問責制，增聘大量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令問題愈趨惡化，港府施政每況愈下，民望跌跌不休，成為問責制失敗的最有力證明。

最令人難以接受的是，曾蔭權政府用人唯親，官官相衞，縱使施政錯誤連連，從來沒有一名高官問責被追究責任，甚至在年前的泰國包機事件中鬧出「集體負責」的笑話，所有犯錯官員無一受罰，令問責制淪為徹頭徹尾的卸責制。事實證明，香港回歸十五年來一事無成，經濟轉型毫無寸進，以致民生困頓，民怨沸騰，兩任特首無能固然難辭其咎，但問責制荒腔走板，有責不問，縱容庸碌之輩尸位素餐，亦是主要原因。

問責制度劣績斑斑，為架構重組平添爭議。梁振英提出將三司十二局改為五司十四局，政策局增加，問責官員亦增加，每年額外耗費公帑數千萬元，這是否物有所值，是否真的能夠提升施政效率，難免引起爭議。

面對連串問號，新政府必須向公眾解釋重組用意，包括如何改善問責制的弊端，如何確保新增官位發揮應有作用，如何提升施政效率等等。除非市民信服架構重組有其必要，公帑用得其所，否則難以得到多數民意支持，更難闖過立法會這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