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搵真銀 何必高薪養廉

立法會調查梁展文事件專責委員會公布報告後，社會上的非議之聲此起彼落，不少人對聲稱「負最終責任」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拒絕下台大表不滿，質疑官員問責制徹底淪為「官員免責制」。在群情洶湧之下，曾蔭權也不得不承認港府在處理梁展文事件上有不足之處，已責成俞宗怡設法改善云云。

另一方面，調查報告建議將首長級第八級官員離職後的「冷河期」由三年延長至五年，則引起公務員團體不滿，認為會打擊公僕隊伍的士氣。其實，近年關於退休高官再就業的非議不斷，制度上的漏洞還在其次，最主要是因為負責審批的官員太過鬆手，幾乎有求必應，為退休高官收取「延後利益回報」大開方便之門，引起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陣陣疑雲。事實證明，需要檢討的不只是官員再就業的審批制度和冷河期，港府高薪養廉的制度亦愈來愈受到質疑，不能不引起人們反思。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勒在《利益衝突經濟學》中舉例說明，假如政府官員給予一家公司好處，換取該公司高薪聘用，便可得到合法的現金報答。事實上，政府官員通過退休後再就業，為自己在任時提供的特殊服務獲得延取報酬，這種現象的而且確存在。正是因為有這種額外好處，美國政府才得以較低薪金招募人才。

香港的情況與外國不同，為了避免瓜田李下之嫌，斬斷官商之間說不清的關係，港府一向奉行高薪養廉，為公務員提供全球第一流的待遇。理論上，官員們在任時可獲享優厚報酬，退休後還有為數不菲的退休金及長俸，生活方面毫無後顧之憂，根本沒有再就業的必要。如果有人想發揮餘熱，貢獻社會，大可著書教學或投身慈善事業。

令人遺憾的是，回歸前，高薪養廉行之有效，回歸後，一切已然變質。表面上，公僕隊伍依舊廉潔，但愈來愈多高官後腳剛離開政府，前腳即踏入商界，甚至不避嫌疑地從事與本職相關的行業，這種做法即使合法，也未必合情合理，更未必符合市民的期望。諸如當年的曾蔭培事件及鍾麗幗事件，莫不引起輿論嘩然，民眾極其反感，無奈當局始終沒有吸取教訓，任由同類事件不斷重演。

難怪有人形容，香港已變成公務員的天堂。為甚麼同一套高薪養廉的公僕制度，回歸後竟變得荒腔走板呢？歸根究柢，主要原因是官官相護，港府刻意放寬退休高官再就業的審批，由從嚴審理變成從寬審理，尤其是審批機制中存在一個莫名其妙的「酌情權」，不啻為審批者提供灰色地帶，間接鼓勵他們為自己人打開方便之門。○七年至○九年間，共有一百七十多名首長級官員離職後申請再就業，僅四宗被否決，這已足以說明一切。既然如此，港府還有沒有必要繼續維持高薪養廉制度呢？

政者，正也。市民不要求每一位高官都能夠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市民只是要求從政者食相不要太難看，即使要搵真銀，也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