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從政」和被北京培養，梁振英又大大早過唐英年。梁振英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就已嶄露頭角，活躍於政壇。那時他是為數極少的有良好「西方教育背景」而又「親中愛國」的「香港青年才俊」。最難得的是他又毫不顧忌，敢想敢說，鋒芒畢露。對這樣的「政治珍奇」，朝廷自然如獲至寶，有意大力培養，把他羅致到朝廷控制的各種「委員會」內，擔任拋頭露面的「要職」，那時梁振英剛三十出頭，意氣飛揚。

當然，這就必會得罪四方之士，有相當一段時間，梁振英名聲欠佳，口碑不好。然而他很「識做」，轉為低調，開始先打好「經濟基礎」，發展自己的生意，且早早「進入內地」廣布人際網絡。

回歸後梁振英殺回政壇，已非吳下阿蒙也。略為經營，就謀到了行政會議召集人這個十分清貴的職務；有了這個職務，就有了當特首的本錢；也因此，梁振英萌動了「曾蔭權、唐英年甚至曾俊華這樣的人都能當特首、想當特首，我為甚麼不能當特首」之心。若真如此，此乃合乎邏輯之心路歷程也。「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老朽惜殘年。」何況梁振英正當盛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