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李伯元《文明小史》寫湖北總督的故事很有趣。此總督以開明維新出名。他對下屬說：「凡辦事情禮讓為主，恭維人家斷乎不會恭維出亂子來的。」於是交代凡外國人，不論是甚麼人，一律由洋務局先行接待。「只要問明白是官是商，倘若是官，統統須備綠呢四人轎，一把紅傘，四個親兵。倘若是商人呢，只要藍呢大轎，再有四個親兵把扶轎杠，也就夠了。」
後來來了個教士，於是幾位老爺展開了一場討論。一位說：「《孟子》上『士一位』，士即是官，既是官，就得用綠呢大轎。」一個說：「教士不過同我們中國教書先生一樣，哪裏見教書先生統是官的？況且教士在我中國也有開醫院的，也有編了書刻了賣的，只好拿他當作生意人看待，還是給他藍呢轎子坐的為是。」
辯論沒有結果，便請示外國領事館，外國領事不在家又去請示總督。總督回答更妙：「教士並無官職，怎麼算得是官？又不集股份開公司，也算不得個商人。既然介乎不官不商之間，你們就酌量一個適中的體制接待他。只要比官差點，比商又貴重點，不就結了嗎？」最後的解決辦法是「坐藍呢轎子，轎子跟前加一把傘」。
港府之崇洋媚外與上述故事同出一轍，「西九文化藝術區」，官僚說行政總裁等多個高職都要請外國人來，香港七百萬人全都不在官僚眼中，許多高人雅士也沒資格當「西九」頭頭。官僚們就是如此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