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審裁判官在覆核聆訊中強調，判刑時不會考慮被告是富或貧。舉例有窮家子弟具良好教育背景，只因精神問題一再犯案，法庭給予改過自新機會，公眾又會否質疑法庭太同情窮人？是的，法庭量刑不需考慮被告人背景，若因社會有人仇視富人而刻意重判，同樣是不公平的判決。但在這宗襲警案中，主審裁判官六日之前正是基於被告背景良好、大學時以一級榮譽畢業、專家報告證明無暴力傾向等諸般理由給予輕判，等於證明量刑準則是基於被告背景。

再者，主審裁判官以窮家子弟為例反詰外界質疑輕判被告，犯了邏輯謬誤。正如前述，既然被告背景良好、大學一級榮譽畢業是考慮量刑因素，那麼，窮家子弟，特別是來自破碎家庭、父母為口奔馳而疏於管教、失學、與不良分子為伍而干犯罪行的窮家子弟，豈非更加其情可憫？只因他們別無選擇出生於一個不幸家庭才學壞，犯法之後沒有財力聘請好律師辯護、由專家向法庭提交有利的精神報告。

窮家子弟背景的被告，如果出生於富貴人家，本質可能也是好的，只是命運安排的錯，如果法庭量刑考慮被告背景，更加應該輕判，事實是否如此呢？過去有太多重判窮家子弟的案例了。這宗襲警案，主審裁判官竟然列舉輕判的理由，儼如變身為被告的辯護律師，怎能不惹起民情強烈回響？

事實上，案件的爭議之處，並不單是被告的背景顯赫，而是為何一而再、再而三襲警仍然獲得法庭輕判，兩個因素缺乏其一，相信都不會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這是一個不斷累積的結果。被告第一次襲警、第二次襲警，民情縱有質疑被告背景，仍願選擇信任司法制度，到了第三次，公眾還願意自行說服判刑與被告背景並無關係嗎？如果被告襲警如主審裁判官所說：「正常嘅都唔會喺咁多差人面前打人。」這名對警務人員構成潛在威脅的病態人物，不是應該進入小欖接受強制性治療，直至痊愈更為恰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