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有說：「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古人以士大夫為高明的醫生，能治亂救國。北宋名臣范仲淹也說過：「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大意是知識分子進則應輔國救世，退也好治病救人。中國文化素有治國如治病的傳統，魯迅認為醫生只能治人之病，不能挽人心之腐朽，遂棄醫寫作，以救國家人心；孫中山更乾脆，置諸死地而後生，實行革命救國。
治國與治病之道相通，自古皆然。政改方案辯論時，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打了個比喻，大意是好比醫生做手術，不能保證一定有好的治療結果，方案總比甚麼都不做要好。
立法會採分組投票制度，一組功能組別，一組地區直選，前者代表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層，如商家、銀行家、醫生、律師、會計師等；後者由地區上的老百姓選出，民意基礎廣大得多。
但制度上，舉凡議員動議，不僅要得到多數支持，還要得到兩組同時通過，那表示任何動議只要既得利益階層反對，便不可能落實。這種議會運作好比人身兩側，一側是民意，一側是利益，民意往往為利益階層所壓制，動彈不得；若從民主角度看，以病論病，診斷便屬政治偏癱。
醫生固然不能保證治愈病人，但起碼要診斷準確，提出最好的治療方案，盡力醫治。眼下的政治制度就像偏癱病人一樣，健側總受患側牽累；政改方案則好比治療方案，醫生總不應認為能讓病人多動一下手指頭，便自覺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