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辦與公文袋日前敲定辯論細節，選定中區政府合署為辯論地點，主持人則由雙方都接受的吳明林擔任，雙方亦首肯以事前錄音方式搜集市民的提問，然後由與辯者抽籤回答。整項安排可算是十分公允，也奠定了雙方均有權就辯論形式及安排各提建議，互相妥協的磋商方式，先例一出，日後的自由辯論就容易多了。

與辯的兩人近日已經分頭出擊，各自洗樓、家訪了解民間聲音，為辯論作充分準備。他們重視這場辯論，原因當然是英國及台灣的前車之鑑，贏家與輸家命運迥異，贏家既贏民望、也能更順利推動議題的政策，英國大選的贏家更提早逼出了江山輪替的結果。因此，妄言辯論只是一場口水戰，明顯輕視了事件的重要性。

本港社會對辯論不大熱衷，與政治運作具典型中英混血兒特色有關，英國學界雖然有悠久的辯論歷史，但把辯論擴展至高層次的政界選舉，卻是今年四、五月才首次嘗試。至於內地，從來就沒有政治辯論文化，本港突如其來搞一場高階辯論，民間錯愕自是難免。

政治辯論歷史較長的美國有這樣一說：「政治辯論是勝者的興奮劑，敗者的毒藥。」坊間不少輿論都認為月中舉行的「曾余辯」，煲呔曾風險指數很高，他一旦敗北，必會令已經危危乎的政改方案更失民心，亦令方案能夠通過立法會的機會更小，他的對手卻沒有這個政治包袱，因此，煲呔曾主動邀約對方打一場綁手綁腳的仗，實在危機四伏。

各方爭論中，港人似乎忽略了首場政策辯論帶來的政治衝擊，即循公開討論模式研究具爭議性的政策或措施，有了這宗先例，本港政黨及執政者亦有了較量的新戰場，大大加強從政者歷練，這或是壞事中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