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是把對群體事件的處理列入問責範圍，規定對群體事件處置方法失當或者不作為，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官員要被問責。此舉無異於把群體事件與官員的仕途聯繫起來，令地方官感受巨大壓力。他們會用盡一切手段平息群體事件，不排除有官員會採取疏導方式，但在大多數情形下，將會以暴制暴、強力彈壓。

所謂群體事件，起因十分複雜，不排除有無理取鬧者，也不排除有人受別有用心者利用。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弱勢社群不甘受官僚或惡勢力欺壓，採取行動討回公道。如果當局對一切群體事件都不分青紅皂白地打壓，將會激化矛盾，令社會動盪不安。

而這文件最大的敗筆，是規定官員被免職一年後就可以出任「與原職相當的職務」。這規定把其他一切問責措施都抵銷了，等同向被問責官員派了定心丸：好好休息吧，一年後又大權在握了。

其實並不奇怪，在某些官員看來，所謂問責只是一場騷而已，問責者與被問責者都是戲台上的演員，只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