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協調勞資雙方

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批評，政府在最低工資立法過程中，仍抱着做主持人的心態，任由勞資雙方「拗餐飽」再做裁判，中間落墨。他稱，引起激烈爭拗的原因是釐定最低工資的原則尚未訂立好，如考慮個人開支抑或家庭開支，以至日後的調整方法也未有定案，令勞資維持「開天索價，落地還錢」的談判過程，若日後調整「年年都要拗」，更會加深勞資及社會矛盾。

黃洪斥弱勢政府無做好協調工作，無引導勞資討論及維護公平，令勞資互不信任。政府應提出先研究調整機制，令勞工界知道即使今年讓步，經濟好轉也有望調整，令勞資有妥協空間。

閉門研究不透明

弱勢政府欠管治威信，很難處理爭議性問題，黃洪稱，政府現時的做法是交由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閉門研究，再拋出方案給立法會審議，是不公開及不透明。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則稱，政府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在爭議過程中如何取得平衡點擺平勞資雙方，以及最低工資機制最後會否獲市民接受。鍾稱從經濟角度，最低工資立法後可能會帶來影響，如成本上漲引致裁員及黑工問題等，故政府要有監管措施，又認為最低工資可訂於二十七至二十八元作為起步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