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突如其來的青年高峰會議，堪稱煲呔曾長官意志的另一個產物（去年的校園驗毒計劃是其一）。年初高鐵撥款在八十後青年抗議聲中通過之後，煲呔曾要求相關的政策局研究如何加強吸納年輕人意見的方法。自二○○七年起已停辦三年的青年峰會成為水泡，民政事務局突然宣布在三月初復辦。如此匆匆上路，難逃官意主導的命運，早已埋下了另一場公關災難的種子。

其實，自二○○一年開始每年舉行的青年峰會，議題設定均採用自下而上的模式，在峰會召開之前的半年，先由地區的青年團體舉行分區論壇，定出關注議題，幾經諮詢，才定出當年青年峰會的最後議題。今年急就章復辦的青年峰會，由構想到出台，僅約兩個月時間，雖然官方聲稱邀得十八個青年團體協辦，有超過六百名青年人參加峰會，又透過互聯網轉播，但先天弱點卻是由上而下的官方指導思想。

表面上，青年事務委員會邀請了十八個團體協辦峰會，在政府眼中具有代表性。不過，這批團體早已是建制內的一員，長期與官方往還，變成了同坐一條船的緊密夥伴。煲呔曾要求政策局擴大吸納青年人意見的網絡，鄭汝樺才身先士卒試用facebook會客，用意正是聽取傳統諮詢渠道以外的另類聲音。青年峰會卻走舊路，變相排斥建制以外的青年人族群，峰會被另一批八十後青年人踩場，可謂自取其辱。

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政府突然復辦已停頓了三年的青年峰會，必定視峰會為搜集青年人意見的有效渠道，那就要追問，是誰決定自○七年起停辦青年峰會，導致政府失去一個掌握青年人關注社會議題的途徑。如果青年峰會過去三年都繼續舉辦，政府內部是否可以較準確評估青年人的思維，現在覺今是而昨非，是純粹為了政治化妝而做騷，抑或承認停辦青年峰會三年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