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高鐵事件」不談，單是嚴肅的禮賓府竟如無掩雞籠般被一眾「八十後」反轉，惹來「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的詰責與嘲諷。

黃昏政府施政寸步難行，深層次矛盾日積月累，如此下去，處境極之不妙。「物必先腐然後蟲生」，特區政府搞到今日動輒得咎，社會各階層無不怨氣沖天，高官們究竟有沒有好好檢討？

兩千多年前的雅典民選執政官梭倫，其執政理念就是中庸之道；而梭倫所處的時代，恰恰與中國的孔子時代差不多。更巧合的是，彼此都提出「中庸之道」，孔子以理論立世，梭倫則以行為立世。梭倫有一首詩，煲呔曾如能認真一讀並悟道，則民望可望止跌。詩曰：「我給予公民足夠的好處，而毫不削減也不增加他們的權利。對於那些具有實力，並且利用自己的財富施展實力的人，我也注意不使他們受到絲毫損失。我始終站在他們中間，用有力的盾牌擋住兩邊，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壓倒另一方。」

詩的主旨就是站在窮人和貴族中間，用有力的盾牌擋住兩邊，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壓倒另一方。梭倫的「解負令」規定富人免除雅典平民的一切債務，由於推行得力，改革獲得實效。中國式的「中庸」則過於忍讓，而百忍通常難以成金，只會成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