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地初期，「買辦」主要是做生意的，後來逐漸變成殖民者的政治管治工具。英國人有其聰明之處，因為他們與香港人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有相當大的差異，沒可能真正理解到香港人的心態，或者有效地同香港人溝通，只能借助「買辦」。到了殖民末期，英國人用了一些高級「買辦」，例如鍾士元、鄧蓮如、李鵬飛、利國偉、李福逑等，這對英國後期的統治和順利撤出香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這些人無論是個人能力、學歷見識都堪稱是真正的社會精英，更是意見領袖，可以影響好多香港人，你可以不認同他們的政治立場，但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影響力。

在具體運作上，英國人非常重視他們的意見，如果這批高級「買辦」不同意，英國人絕不會強行去做。這不是說英國人怕，而是一種管治的大智慧，是一種幾百年來的殖民經驗累積。

中央政府在回歸前後也用過一些「買辦」，因為中央同香港人的文化差異大過英國同香港人的差異，需要一批人協助，比如霍英東、包玉剛、曾憲梓、徐展堂等。他們個個都好成功，在自己的事業、專業上都是佼佼者，不過他們的綜合水平、對社會的影響力、港人的認受性，和英國人的「買辦」相比差得很遠。現在我們面對好多管治問題，同這件事是有很大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