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五區總辭」勢在必行，北京將如何應對，相信香港的所有政治勢力和外國勢力都在猜測，筆者也動動腦筋猜想。

激進反對派「攤牌」

第一，規模定調問題。香港回歸十二年來的大事，這一條相信是跑不了，是否與○三年「七一」大遊行等量齊觀則還要看，相信最終也是跑不了。當年的大遊行號稱五十萬人上街，五區補選立法會議員，相信投票率再低也會超過五十萬人，而且五區補選時間長，造成的效應和影響更大，故規模上看，「五區總辭」一旦實現，絕對可以認為是回歸以來在政治生活層面與○三年大遊行規模類似甚至超越的大事。

第二，定性問題。○三年「七一」大遊行是一件甚麼性質的事件，站在民主派的立場，這是民主運動取得勝利的事件；站在香港建制派方面看，則是為政府為中央保駕護航的失敗。北京是如何定性呢？中聯辦和北京中央級的官員都沒有明確的宣示，不同調子在董建華撤銷二十三條立法提案前後有所不同。在建制派輿論中，高調的稱其反中反共反回歸的有之，溫和一些的指為阻撓政府施政、破壞香港安定繁榮有之。客觀而言，無論怎麼說，這都是北京治港的一次重大挫敗。

那麼，對於「五區總辭」會怎樣定性呢？相信一定比○三年大遊行嚴厲得多。由於○三年的大遊行涉及到相當數量的香港人，北京的定性會有所顧忌，而「五區總辭」則只是涉及少數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人員，北京必然少了包袱。之前已經有過一些說法，例如這是破壞香港民主政治健康發展的「對抗性行為」；這是脫離建制框框，走向惡質對抗的行為；這是無視中央憲制權力，敵視國家的極端性行為。關鍵性的一點是，相當一致的聲音認為這是一次激進反對派與中央「攤牌」的動作。

筆者認為，如何定性，將影響北京的應對決策。若北京真的視為與激進反對派的一次「攤牌」決戰，那麼應對模式可能有別於○三年大遊行後安撫為主甚至轉變為「公務員治港」的模式。

治港政策勢大調整

第三，形勢判斷。顯然，泛民之中對「五區總辭」的不同態度，使泛民各黨的特性有很大改變。○三年大遊行後，公民黨冒起，定位為理性溫和民主派，這次則成為社民連尾巴，未來泡沫化在所難免，民主黨則向溫和轉化。不過，相信北京會認認真真打補選這一仗。之後，不論輸贏，都必然要對治港政策進行一次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