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準備自殺者已寫下遺書。我記得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市的自殺者愈來愈多，差不多每一個自殺者都留有一封遺書。在這些遺書中，有的是向親族抱歉，有的向社會控訴。想起來，這都是多餘的，既然死了，一生的恩怨是非，不都了結了麼？何必留甚麼遺書？

可是，替死的人一想，卻不像我們所想那樣忘情。雖然拚着死，但並沒有忘於塵世的一切。留戀着父母兄妹，刻記着恩怨是非，死是消極的，但他們臨死之際，實在還掙扎着生的意思。以為自殺的人，全是消極的逃役者，那是錯誤的，實際上，凡留有遺書者，都是不十分願死而自覺不得不死的人，也因此，我們愈感其可悲。

有一回，有宗自殺事件轟動全中國。福建省惠安縣發生九少女聯盟自殺，自殺者為潘姓七姊妹及陳姓二姊妹，均因婚姻問題，發生厭世思想。當年還有上海秦理齋夫人全家仰毒的慘事，其他青年知識分子的自殺，在報紙上幾乎天天可以看到。

香港曾有「人間天堂」的美譽，九七回歸後更被吹噓成如何成功如何明天更好；但是，為何還是有那麼多人有自殺念頭？據說英治時代每天有兩人自殺，回歸後則是每天三人；這怎麼可以容忍呢！不是說特區政府好領導麼？不是說青少年教育搞得好麼？「依法施政」，有沒有依法防止青少年自殺？

當務之急不是校園驗毒

十多年前，日本出了一本《完全自殺手冊》，那當然是武士道精神大發揚。香港該沒有武士道傳統，怎麼還會有那麼多青少年對社會失望甚至絕望？青少年是不是沒有美好前途？畢業是不是等於失業？這些問題，曾蔭權的施政報告有沒有談論一下？曾蔭權不是有時會到中小學接見青少年嗎？有沒有問一問他們有關自殺的問題？有沒有告訴他們：在我領導下，你們的前途都是明亮得不得了！有沒有要求大中學生耐心等一等，金融業發展起來可以養活一千萬人。

我相信曾蔭權見到青少年都是「好話說盡」，但要兌現呢？青少年只好唱：「想得我腸兒寸斷，望得我眼兒欲穿……算算已三年，左三年，右三年；橫三年，豎三年……」空口白話誰不會說！當務之急不是校園驗毒，而是校園和社會上防止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