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張達明指出，涉案警員的所為並非其工作一部分，亦非工作所容許，但因為其警員身份而可在警署做出此不當行為，其僱主即警務處長亦要承擔責任，受害人可循民事途徑入稟法院，向該警員及處長追討身心受創的賠償。

料勝訴機會極高

他解釋，警方的調查已證實本案，有足夠證據才起訴涉案警員，故事件本身不存爭議，最關鍵因素即事發地點是在警署，顯示警員是行使本身權力去犯案，其僱主亦須承擔責任，情況與神職人員干犯孌童案，連帶教會亦要負上責任。他相信受害人一旦興訟，勝算甚高，唯一爭拗僅是索償金額而已。

另一法律界人士謝連忠亦稱，涉案警員在工作過程中利用職權犯案，加上事發地點在其工作地點，僱主提供的工作環境不足以保障其他人不受傷害，僱主亦有責任。他認為情況等同疑犯在警署羈留室猝死事件般，警務處長有責。而受害人一旦興訟，法庭會因應專家的心理及身體狀況報告，評估其身心所有創傷，再釐定應賠償金額，相信受害人勝訴機會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