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季老，小生想起大學畢業時，曾經萌生鑽研佛學的念頭，當時我向佛學教授廖師明活問道，廖師對我說：「搞佛學，既孤獨，又沉悶，先要花三五年做一些看似無關痛癢的基礎工夫，包括學梵文。」小生最怕悶，後來做了記者。

但季老不像小生，不但懂得梵文，還精通吐火羅文等十一種語言，他通曉中西文史哲學，筆耕不輟，即使晚年臥病在床，仍堅持每日閱讀寫作，想到季學精深博大，益覺自己狹隘渺小。

記得當年去北大讀書，臨行帶了一本季老的《我和北大》。秋日午，我騎自行車穿過荷塘，獨坐未名湖畔，讀起書中的《幽徑悲劇》，說到那裏的藤蘿：「經過了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不但人遭劫，花木也不能幸免。藤蘿們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樹等等，被異化為『修正主義』，遭到了無情的誅伐。」當最後一棵老藤被砍後，他慨嘆：「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總是供過於求，經常為一些小動物、小花草惹起萬斛閒愁……但是，我願意把這個十字架背下去，永遠永遠地背下去。」文章寫於九二年，很難想像，一個歷經二戰炮火、文革浩劫的人，仍可保留這樣一顆淳樸的心，讀着讀着，季老篤實敦厚的面容，已經躍現腦海。

季老留學十年的哥廷根我也去過，那是個十多萬人的大學城，去時剛下過雨，我踏在濕濡的小石路上，看着兩旁或紅或橙的童話小屋，不知哪間才是季老當年所在，而他說：「我沿着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留德十年》）是的，路是走出來的，而季老憑着一顆稚子之心，走出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