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甚麼年代了，如果我們還相信，文學能夠像五四時代那樣救國救世，我們就實在太天真，也太浪漫了。

既然報章雜誌的報道都可以是主觀扭曲與虛假騙局，我們還能信守甚麼？寫作除了當作娛樂或者自我滿足的工具，還能有甚麼自身以外的延展，甚至是對他人的幫助與意義？

董啟章曾經撰文謂，如果寫作這遊戲淪為作家一個人的自我娛樂，而沒能對世情世態有所回應、有所啟示，這樣的遊戲無論如何精緻，也只不過是作家面對無文學的當代社會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

大概就是因着這個原因，讓一直比我更宅男十倍，只喜歡躲起來寫、無比出世的董啟章，近年積極思考寫作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也許他終於明白到，以文學來跟現實對話，或者以文學去影響社會的方法，已經迹近無效了，你全裸在鬧巿大聲疾呼，讓過程被人用手機拍下放上YouTube，博取到的關注也許還多一點—因此，他站出來，以實際行動介入現實，擔任「爭取西九興建香港文學館」的運動召集人，希望寫作能夠突破自身，對他人有更具體實質的作用。

以他過往的性格來看，實在是令人非常驚訝的積極舉動。可是，我卻不感到意外。除非曾經碰得灰頭土臉，否則，骨子裏怎也有多少浪漫化傾向的寫作人，又如何能忍手不去試着做點甚麼呢？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年輕時才激進勇悍，儲到最後爆發的人，也許，才更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