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

十一月十八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是中國經濟的核心領導和決策部門,而APEC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演講,通常被國際社會視為觀察中國經濟的風向標。習近平選擇一內一外兩個場合談「供給」,足見這件事的重要。筆者認為這是中國政府經濟治理思路重大轉變的重要信號。

從「需求側」到「供給側」

「供給側」和「需求側」, 兩者均是經濟學概念。其中「需求側」的概念起源於十八世紀晚期的美國,核心是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凱恩斯主義便是其典型代表。「供給側」概念提出起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供應學派,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是供給學派的主要手段,「列根經濟學」是其具代表性的經濟政策。

自克林頓時期以來,出於平衡赤字的考慮,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的舞台。在二○○八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着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而成功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對於實體經濟刺激乏力,貨幣戰隱患出現。

全球因為貨幣超發導致流動性氾濫,主要經濟體貨幣被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牽着鼻子,被動的一貶再貶。貨幣政策調整經濟手段的作用已經非常之有限了,即通過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過度投資造成嚴重產能過剩和環境污染,消費和內需乏力,歐美經濟不振導致出口不暢,因此經濟政策和發展思路必須加以改變,否則會陷入惡性循環。

中央顯然已經意識到濫用貨幣工具是不可為繼的,因此在中國經濟面臨重大下行風險及實體經濟發展思路需要重大調整的危急時刻,與時俱進,及時調整思路,採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步驟來解決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

在世界經濟充滿挑戰及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的大背景下,亞太經濟也面臨着諸多現實和潛在的困難和風險。中國政府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產業升級換代,以科技創新帶動產品、管理、商業模式創新,提高亞太經濟體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共建共用協調、開放、包容的全球價值鏈。

這無疑是歷史性的、國際主要經濟體在經濟發展模式上一次勇敢探索和理論突破,及依靠單一側的依賴「供給側」或「需求側」的經濟發展模式向「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的雙輪驅動模式,供給和需求共同激發經濟向前發展。

這一種供給、需求兩側相結合的調控方式如果可以取得成功,無疑是為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的方案,中國經濟發展必將迎來新的一輪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