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內地七十大中城市房價，除溫州下跌外，其餘全部上漲，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同比漲幅均逾兩成。十一月份的數據顯示，新建商品房房價照樣是溫州跌，北上廣深升，上海升幅百分之二十一點九最勁。內地房地產泡沫化喊了幾年，房價延續漲幾年，泡沫程度無疑更兇險了。要知道幾年裏，政策調控未放停手、放軟手，但房價漲勢一再突破調控目標，調控政策的威儀蕩然無存。

中國社科院每年例行發表《中國住房發展報告》，作為重要智囊機構，例必作出政策評述和建議。今年報告的政策直指，調控成效不彰，但自一○年至今，沒有一個城市被問責，令問責的嚴肅性受挑戰。說法揭示了這輪被喻為「史上最嚴厲的調控」，淪為純是「有姿勢、冇實際」的中央與地方一場博弈。面對地方耍太極，中央顯得督察軟弱，社科院的建議是兌現調控問責制度，目的當然是不讓調控走過場。

一邊是泡沫兇險，一邊是調控困境，中央哪會不心知肚明？但細究調控成效，不可忽略的是方法不對，例如限購、限價措施，出手容易，收效存疑。加上扼制發展商資金形成限制投資，既減少了供應又限制了需求，樓市在冰封一段時間後重新釋出購買力，樓價愈發癲狂。又例如政策一刀切，無法適合內地一線和二、三線城市的差別，以致政策對不同地方淪於寬嚴失度。

社科院除了建議問責地方以外，亦開列了三項建議：一是加快房產稅改革；二是加快個人住房訊息系統建設；三是建立行政調控約束機制。對於第三項的解釋，強調除房價、地價劇烈波動，樓市極不穩定的情況，採行政措施應對外，政府一般不應出手，而應保持市場調節。這一項無形中否定了以往許多調控手法，若不提積極增加供應，所謂市場調節就形同空談。

社科院建議設定三個調控指標，更淪為計劃經濟的空想。三大指標是：投資增速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房價漲跌上限是居民收入增長以下，下限控制在三成負增長（跌幅）；存貸比上限十八個月與下限六個月區間。如果是市場調節，房地產投資只能依市場需求而動，預設增速就顯得毫無意義，現實中經常出現投資過度或不足後再調整。

至於控制房價漲跌在設定幅度，更是天方夜譚，最嚴厲的調控，房價都不會「聽話」，怎能相信房價在設定區間可控？如果說漲幅要控在居民收入增長以下，現時房價之高企，又何止要降三成？可以理解，怕房價降三成，只是根據跌價不欲傷及銀行房貸而定，但市場調節又怎會是政策主觀可以框定的？所以相關建議簡直可行性有限，由此也暴露了調控技窮的困境。

內地房市泡沫兇險，調控困境深重，甚至欲藉行政調控「買時間」亦不得要領，還不如老老實實回歸市場調節，但採以增加供應這招去平抑房價少些煩惱。實際上，內地一、二線城市供應緊絀，三、四線城市供應過剩，已呈嚴重失衡，更須增加供應與平衡供應協調，總之，不理順供應就無從理順房價、釋除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