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規模超越日本是意料之中，可是如果以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計算，卻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勝在「人多勢眾」而已。所以內地一些專家不願高調張揚中國奪得「世界第二」，反而多認為是象徵意義多於實際，還不忘提醒中國仍然面對着人口多、底子薄、資源少、創新能力弱及貧富懸殊惡化等老問題。簡而言之只是數量第二、非質量第二。

這種謙虛的說法，無疑是符合事實，亦凸顯出中國經濟結構的荒謬。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在應對全球性的經濟問題時，自然會要求分享更多權力，這正是易綱所說的里程碑。不過，一談到承擔更多責任，又會搬出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有一億五千萬貧窮人口，很多人活在貧窮線之下。這一套現在恐怕再行不通，當走在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街頭，看到地標建築林立，飲一杯咖啡相當於一個民工的日薪，怎能叫人體諒這仍是個發展中國家、不要給予太多壓力呢？

現在中國經濟十足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日本則像一個日漸衰弱的老人，對比十分鮮明。不過，中國的經濟發展軌迹，與日本當年其實十分相似，同樣由「國家經濟」主導。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第一」風行一時，政府指導經濟，企業負責執行，無論製造業或金融業皆如此，在當時的環境的確所向披靡，卻無法適應世界格局的突變，這部增長引擎最後還是變成經濟包袱。

內地一些專家經常警告要吸取日本的教訓，但較多關注日圓在八十年代大幅升值的後患，甚少提及日本的產業結構有太多政府色彩。政府絕非萬能，一旦做錯決定，一個個「失去的十年」接踵而來，不知何時才能翻身。可是內地在金融海嘯之後，企業「國進民退」有增無減，大規模的產業振興，更是把政府主導經濟發揮到極致。

說來諷刺，日本經濟愈疲弱，日圓匯價便愈堅挺，反之亦然，顯示經濟長期不振，問題出在內部多於受國際影響。中國的處境何其相似，一場金融海嘯的衝擊十分短暫，經濟不平衡卻愈演愈烈，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另一部分人則永遠富不起來，正是結構失衡的寫照，怎樣才不至於重蹈日本的覆轍，比經濟規模何時超越日本，肯定有更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