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理念的徹底轉變，總是伴隨着金融危機而來，因為原有的模式已被證明行不通。在金融海嘯之前，美國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要不是無王管，要不就是無力管，任由泡沫膨脹，結果以災難收場。將來，聯儲局會被賦予權力，監察那些具系統重要性的金融及非金融機構，透過規定資本要求及限制借貸，避免再次出現風險失控，把金融市場以至整體經濟拖垮。

至於成立金融消費監管機構，可以視為一種互相制衡的方式。當然，金融機構的經營者與消費者，身處同一個系統之內，分開監管似乎有點疊床架屋。可是，由同一機構監管，會有利益衝突的危險，因為既要留意金融機構面對的系統性風險，又要關心金融機構的生存，當這兩個目標出現矛盾時，便難以保證不會作出妥協。金融海嘯毫無疑問就是監管妥協的結果。

其實，奧巴馬把監管提升至系統性風險的宏觀層面，不一定能安枕無憂。過去，監管機構迷信市場可以自律，放鬆了警覺性；將來則有可能變成迷信聯儲局這個至高無上的監管機構，能夠防範所有危機、杜絕泡沫，結果又是放鬆警覺性。再者，判斷系統性風險高低，人為因素非常大，這一任聯儲局主席可能看得較緊，假如將來換上一個格林斯潘式的主席，會否重蹈覆轍？不過，現在的首要工作始終是修補監管漏洞，將來的問題惟有遲些再說。

美國這次金融監管大改革，無疑是補鑊行動，證明以往一業多管是有問題的，最終必定變成無王管。此外，監管機構對於監察風險的成效，亦深受主管官員個人的能力和經歷影響，做多做少、有否及時預警，因人而異。類似問題並非美國獨有，其他市場亦有相同情況，香港便是其一。

雷曼兄弟倒閉把多年來積累的系統性風險引爆，觸發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由雷曼發行的迷你債券，則在香港掀起軒然大波，反映香港的監管機構同樣低估了系統性風險，證券銷售一業兩管則造成權責不清。不難看到，香港對系統性風險的監察，範圍過於狹隘，亦沒利用保障金融消費權益這機制來限制風險累積，風險控制的鬆緊往往是主管官員的個人判斷，並非制度性安排，像美國一樣，出事只是遲早問題。可惜雷曼迷債爆煲至今，仍未看到當局有意對本港的監管制度進行徹底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