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十八年,局勢每況愈下,以至於打着本土主義的港獨組織氾濫成災,在年輕人當中的影響力愈來愈大,這充分說明回歸後中央對港政策出現了巨大偏差,沒有找準主要矛盾。

香港回歸之前,中央對港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確保香港能夠實現平穩回歸,矛盾主要方面是英國,尤其是當時的港督彭定康在推行民主的旗幟下,企圖實施一系列抗拒回歸、延續英國治權的政策。北京為了孤立彭定康,統戰與團結香港一切積極因素,對香港商界、政界、司法界、學術界等精英人士採取贖買政策,換取他們對回歸的支持。應該說,這一策略符合當時特定歷史時期需要,從現在看也是行之有效的。

但回歸之後,香港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中央在香港面臨兩大任務:一是如何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這涉及到香港整個政商格局的重整,以及各階層利益關係的協調;二是如何與美英在港的代理人進行博弈,防止西方勢力在港進一步坐大,破壞一國兩制的實踐。

這兩項任務一個是內因,一個是外因。從某種意義上說,香港回歸後,中央在港的攻守之勢已經易位,但中央對港政策仍然以反擊西方在港勢力為主調,也就是從外因着手部署工作,這顯然沒有與時俱進,甚至偏離香港問題的焦點。回歸之後,美英在港勢力並不是加強了,而是逐漸削弱,尤其是英國在對華問題上開始承諾要做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以換取經貿方面更大的利益。至於美國,雖然不時對香港問題指手畫腳,但總體能量有限,並非外界形容的那麼強大。

偏離焦點 亂象叢生

相反,香港內部的利益格局調整,成為深層次的主要矛盾。回歸後香港形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當中包括中央涉港官員、香港富商和一些政客,各方共同蠶食回歸後的紅利。在這些利益集團操縱之下,香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使中下階層的生活比回歸前更艱難,因此怨聲四起。但利益集團一方面將民怨引向對中央以及一國兩制的不滿,另一方面故意誇大西方勢力的負面作用,自身卻在中間兩頭漁利。

事物的發展是內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當中內因起主導作用,而外因則通過內因產生作用。中央對港政策一直在外因打轉,卻沒有從內因着手撥亂反正,這才是當前香港亂局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