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高等教育近十年來取得巨大發展，在校大學生總數超過三千萬，位居全球第一。但與此同時，有一個問題愈來愈引起有識之士的憂慮：重點大學來自寒門尤其是農村的生員逐年減少，若情況持續下去，將導致社會階層固化，寒門子弟難有上升通道。

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中清以及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梁晨領導的合作團隊，通過對百多年來教育精英的研究亦證實了這一點。李中清日前指出，一九四九年後，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一場革命，以往為社會上層子女壟斷的狀況被打破，但最近二十年來，教育精英有進一步集中的趨勢。

李中清把過去一百五十年的中國教育精英劃分為四個階段：一八六五至一九○五年，即清政府廢除科舉前，逾七成教育精英是官員子弟，來自「紳士」階層；一九○六至一九五二年，逾六成教育精英是地方專業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區；一九五三至一九九三年，逾四成教育精英來自全國無產階級工農子弟；一九九四至二○一四年，逾半教育精英來自有產家庭與特定重點高中。從中所見，後兩個階段對比明顯：過去二十年，中國完成了從平民子女為主導的教育精英到社會上層子女壟斷教育精英的轉變。

教育無用 重新流行

這個轉變有其體制原因，如基礎教育的推廣、統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點中學的設置等安排，使平民子女接受精英教育的機會增大，但自主招生制度的設立則不利平民子弟進入重點大學。然而，導致這一轉變更嚴重的是政治和財富原因。相比之下，美國半數精英大學生來自百分之五最富有的家庭，惟美國社會的流動渠道比中國順暢得多。

從整體來看，正如李中清所說，中國一直以來都重視教育、重視考試，即便是政治精英以至財富精英的後代，往往也需要通過考試成為教育精英，從而延續家庭（族）精英地位。因此，教育的不平等既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亦是社會不平等的反映。

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九三年間，工人、農民的政治地位相對較高，工農子弟上大學的比例也高。不過，在一九九四至二○一四年這個階段，工人、農民不僅理論上的政治地位下降，實際上的社會地位更急轉直下，雖然由於大學擴招，他們的子女考上大學的機會比過去增加，但能夠進入重點大學、接受精英教育的比例卻大大下降，以至「教育無用論」重新流行。

鑑於中國還處於社會轉型階段，教育精英也處於轉變之中，但總的趨勢將是愈來愈固化於社會上層，並加劇財富、收入與機會的不平等，威脅中國的社會穩定。對此，當局不能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