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當局日前發布《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強調二○五○年中國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進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強國。而在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中,也提出「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學科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標。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直是當局目標,特別在中國經濟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這一目標變得更迫切。目前中國有兩千多所高校,大學入學人數和研究生、博士生的規模在全世界都位居第一。客觀地說,中國大學的整體水平這些年是有提高的,但同時也要承認,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世界每年各種高校排行榜均顯示,中國大學最好的時候也難進入前五十名。沒有世界一流大學可以說成了中國教育的一個痛處。

過去教育界喜歡把沒有世界一流大學說成是國家對教育的重視不夠,經費投入不多,很長時期以來情況確實如此。然而,近十年這種情況大有改觀,現在大學尤其是名校,不是教育和科研經費不足,而是用不完,反而歐美很多大學科研經費緊張。所以,教育投入對建設一流大學雖有影響,但不是關鍵因素。

學術自由 不可或缺

事實上,即使是在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時期,對其中的一些大學特別是名校,經費還是有保障的。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先後搞了「二一一工程」、「九八五工程」,進入這兩個工程的大學,經費一般都有保障,而中國要創建一流大學,也主要靠它們。但二十多年下來,卻沒有從這些大學中湧現出世界一流大學,可見這不是錢的問題。

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家梅貽琦說過一句經典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曾做過中國著名高校清華大學校長,而在抗戰時期由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所大學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大,要講物質條件,處於極端艱難中,現在的大學無法想像,然而,恰恰是西南聯大,大師輩出,創造了中國大學迄今難以企及的輝煌。西南聯大所以有如此成就,說穿了,就是教授治校,學術自由。

這也是世界一流大學共同的經驗。英國大學在十八世紀的崛起,德國大學在十九世紀的超越,美國大學在二十世紀的引領,根本原因都在於思想和學術的自由,然而在中國,上述方案卻還在強調高校改革應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黨的輿論還在鼓吹高校是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其成效影響政權安危。

一流大學有各種各樣的標準,唯獨沒有意識形態的標準,當中國的高校頭上都頂着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時,要創建一流大學又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