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參加了陳劍先生《中國生育革命紀實》一書的首發式，此書是寫中國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一年的人口生育政策演變過程的。內地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嚴厲的生育政策，造成了大面積的人道災難，而它的定型過程，主要在上述時段。

執政黨遇合法性危機

按照該書的解釋，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就在實行一個名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這個政策不像現行生育政策那樣是靠強迫命令，而主要是靠說理和服務，在人們自願的基礎上進行，結果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人口出生率在當時有了顯著下降。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也會達到今天的效果，而且人口結構會比現在均衡得多。但在一九七八年，生育政策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個轉彎是怎麼出現的？這就是該書要告訴人們的。

作者的解釋是，它既有工作中心轉移、時代背景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深層原因，也有高度集中體制、領導人一言九鼎的緣故，同時還與全社會對人口規律缺乏深刻認識有關。這個解釋大體是說得通的，不過在我看來，還有進一步深入闡述的必要。

簡單地講，七十年代末生育政策之所以有質的轉變，根本原因在於合法性的需要，也即解決執政黨當時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機，只要看看那個時代的背景就會明白這點。一個革命政黨在耗盡革命的合法性資源後，如果不能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經濟和民生方面盡快彌補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它就會遭遇合法性危機，而這正是執政黨在文革之後面臨的現實。

文革及之前的階級鬥爭嚴重拖垮了中國經濟，使幾億民眾連基本的溫飽都未解決。相反，周邊國家和地區特別是香港和台灣，原先的起點跟中國大陸差不多甚至不如大陸，但民眾生活在經過幾十年發展後，普遍比大陸要好得多，正是在這種壓力下，文革結束後，執政黨在發展經濟上有一種急迫感，由此才會飢不擇食地提出「洋躍進」計劃。當時的認識是，要迅速地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抑制人口增長，將過多的人口降下來。而在七十年代末，人口相對處於一個生育高峰。

正是此種執政合法性困境，逼得當時的領導人在人口上做文章，以圖在短時間內能解決民眾的溫飽問題，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贏取民眾對其領導下的執政的認可和支持。作者在書中也隱晦地表達了這層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