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也是集會、結社、出版等其他權利的基礎。這已成為現代社會常識，即使那些被認為是專制或威權的國家，也不會或不敢公開否定它。要保障言論自由，現代社會的做法一般是立法，在民主國家，幾乎都頒布了這樣的法律。這也是建立法治國家的應有內容，總不能一邊號稱要建立法治社會，一邊卻對最重要的言論自由不去立法予以保障。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內地需要出台一部新聞法。因為內地迄今沒有一部立法機構通過、哪怕是最低法律層次的相關法律來管理新聞行業和媒體，有的只是黨的宣傳部門根據意識形態的要求而作出的規定，更多時候甚至是領導人的口頭指示。

新聞出版總署前署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衞委員會主任委員柳斌杰日前透露，國家正在研究新聞傳播立法，新聞法治化提上日程。從柳的身份和上面分析的背景來看，這一消息應該可靠。對於新聞法，內地新聞界多年來一直在呼籲，並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差點推出。鑑於文革的教訓，全國人大早在一九八四年就成立了「新聞法研究室」，八五年擬出了新聞法（草案）；即使在八九年後，當局也一度希望制訂新聞出版法，並且明確先出台出版法，然後出台新聞法，新聞法的制訂也因此進入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然而，九十年代之後，由於種種原因，新聞立法至今有花無果。說穿了，就是意識形態主管部門擔心，一旦出台新聞法，會不會出現黨無法控制媒體、新聞自由化的後果？

通過立法管住新媒體

因為儘管他們是強烈反對新聞自由的，但真要制訂新聞法，總不能在法律裏明目張膽地寫上不要新聞自由。另外，新聞法總不能將種種不准報道的情形全部羅列在法律裏，只要有空子可鑽，總有媒體會以法律做擋箭牌，將領導人不可宣之於眾的口頭指示不執行，而後者已成為當下新聞管理的模式。

在內地目前的環境下，對於新聞立法對新聞自由的保障也不要過於樂觀。從柳斌杰透露的訊息來看，當局進行新聞立法的一大原因是管住新媒體，他的說法是，傳統媒體管制嚴格，面容呆板；新媒體發言隨意，吸引眼球，形成另外一個輿論圈，無法管制，這種情況需要通過立法來終結。帶着這樣的目的去立法，新聞法很可能成為一部新聞管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