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新疆烏魯木齊的爆炸案造成三十一人死、近百人傷的特大慘劇，在亞信峰會於上海剛結束、北京拋出新的亞洲安全觀之際，恐怖分子在新疆首府針對無辜平民發動的這起近年來最嚴重的暴恐事件，挑釁北京的意味非常強烈。

譴責恐怖分子毫無用處，「堅決把暴恐分子的囂張氣燄打下去」的官方口號也過於蒼白。對北京來說，這起性質惡劣的爆炸案很清楚地顯示，肇始於新疆的恐怖活動已有塔利班化趨勢。

恐怖活動塔利班化有三個特徵。一是恐怖活動從特定區域向全國擴散，二是針對平民的恐怖暴行愈來愈多，三是政府打擊恐怖活動已感力不從心或無能為力。不僅如此，恐怖分子也有意選擇一些特定日子或敏感設施實施恐怖行為，示威意圖明顯。例如，在四月三十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視察新疆的最後一天，烏市火車南站發生一起持刀砍殺平民、同時引爆爆炸裝置的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該次事件被解讀為「赤裸裸的挑釁」。

內地暴恐塔利班化，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北京的治疆政策徹底失敗，無論是王樂泉時期的「鐵腕治疆」，還是張春賢前期的「柔性治疆」，以及當下的「剛性治疆」，恐怖分子都不買帳。

高度警惕 調整政策

王樂泉時期，北京採取高壓政策，試圖壓服新疆分裂勢力，然而沒有奏效。張春賢治疆後，轉而採取懷柔策略，原本指望事情會有好轉，但幾年下來，新疆的暴恐活動愈來愈多，而且更趨激烈，去年起又開始外溢，作案手法也愈來愈「專業」，不但事先精密策劃，還刻意挑選可以傳達政治訊息的時間、地點行兇。當局懷柔不成，現在改行「剛性治理」，尤其隨着國安委的成立，各地緊鑼密鼓進行反恐演習，火速清理暴恐隱患，結果換來了上述兩起暴恐事件，可見北京治疆已走入死胡同。

暴恐分子之所以軟硬不吃，從其自身來說，是他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不過，從社會角度考察，無疑與當局的社會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直接相關，也與國際環境有關。換言之，少數民族的貧困化、社會發展權利的不平等、政治的歧視、極端宗教思想的洗腦，以及境外疆獨分子和反華勢力互相勾結，都是滋生暴恐活動的原因。而暴恐分子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血腥行為，製造民族仇恨，當整個漢族被其暴恐活動激怒後，他們就能向國際社會宣傳本民族被國家壓迫的假象，從而為分裂國家爭取國際同情。

北京對暴恐活動的塔利班化，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一旦陷入分離勢力設計的陷阱，將會輸掉道義高度。在嚴厲打擊恐怖活動的同時，如何調整民族、宗教及社會政策，啟動民族地區政治改革，必須提上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