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微觀層面上看，此次峰會要在《京都議定書》之後，完成到二○二○年的世界減排舉措。但眾所周知，其間充滿了艱辛和困難，主因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同立場；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同立場，其實折射了減排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

減排發展 兩難之間

人類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為氣候問題確立全球性的協商框架，其標誌就是一九九二年的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爾後，在一九九七年制訂了《京都議定書》，確立了到二○一二年之前的減排目標。眾所周知，由於減排目標與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利益有衝突，因此美國最後沒有在這一議定書上簽字。但隨着二○一二年的即將來臨，人類必須對跨越二○一二年之後的減排目標做一個有序的安排，不然在二○一二年之後就會出現空白。這就是此次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的任務和目標。

從里約熱內盧峰會到《京都議定書》，再到哥本哈根峰會，其追求的使命和目標一脈相承，即都是為人類減排制訂時間表和路線圖；而所謂的減排，則無非是控制石油、煤炭等礦物燃料的使用和投放。但在人類歷史上，石油和煤炭恰恰是人類工業化進程的重要原料之一，幾乎所有的工業國家都是通過對這些礦物燃料的使用，才進入和完成工業化的階段。

從宏觀上看，人類的資源和環境消耗已無法承受人類繼續原有的發展模式，這就有了氣候暖化以及減排要求的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要求新興工業國家在其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實行大規模的減排，無異於要求其放棄經濟高速發展的機會。因此，減排要求的實現，必然涉及到各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涉及到各經濟體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爭奪。這就是國際社會在減排問題上始終難以達成完全共識的主要原因。

壁壘分明 難有成果

在哥本哈根峰會前，從歐盟、美國到七十多個發展中國家，幾乎形成了壁壘分明的三大陣營，其間立場的協調將成為此次峰會的主要焦點。而協調最後的結果，能否化為哥本哈根峰會的具有法律效應的成果，也是人們檢驗此次峰會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但若了解上述背景，人們就比較容易理解，此次峰會其實難以達成完全具有實質內容和法律效應的成果。

人類氣候問題的完全解決，一方面有賴於國際社會的磨合，另一方面也有賴於新能源的產生和推廣，兩者都是同時並進的過程。因此，將哥本哈根峰會看成這一進程中的一個階段，人們就可以對這次峰會的成果有一個比較現實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