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價值觀存分歧

具有現代意義的法蘭克福書展於一九四九年舉辦首屆，今年是第六十一屆，而中國是主賓國。但就在今年九月為此次書展而舉行的一些前期研討活動上，中國官方和德國主辦方為是否邀請一些異見人士而出現嚴重分歧。這種分歧折射了雙方在價值觀方面的分歧。

在書展開幕式上，默克爾要求書展的主賓國中國敢於直面批評性議題。這位德國總理還指出，幾乎沒有任何一種文化體裁比文學更能體現言論自由。

默克爾雖然出生於前西德，但少年和青年時代卻跟隨父親長期在前東德地區生活，從小體會了前東德體制的種種特點和弊端，因而在二十年前的前東德民主運動中成為活躍分子。

在德國內部，由兩個制度帶來的衝突基本上消除了，但面對中國崛起，尤其是這一正在崛起的龐然大物雖處於轉型之中，但價值觀基本上尚與西方處於不同陣營之中，德國的知識界和文化界開始面臨一種新的挑戰。

歐洲與美國相比，相對而言實用主義色彩較為淡薄，而理想主義色彩則更為濃厚；尤其是德國，由於其民族性格的特有思辨特徵，再加上二十世紀德國曾經歷兩個獨裁政權，亦即納粹和前東德政權，因此德國人對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似乎尤其執着。對中國來說，德國知識界和文化界在價值觀上似乎是歐洲內部最難對付的一族，其間當然有兩國價值觀方面的差異，也有中國本身在價值觀方面轉型的問題，亦有德國知識界和文化界如何以動態眼光看待轉型的中國的問題。

筆者之所以多次提到轉型二字，就是因為今天的中國與過去的蘇聯截然不同，它不是處於一個封閉的體系之中，而是處於一個自身開放的體系之中。當然，與前蘇聯一樣，它依然存在許多原有的意識形態的烙印，這種烙印在今天的中國發展過程中，依然可以看得頗為清楚。

勇於對話不搞對抗

問題是，西方和中國在這一動態過程中如何相處？從中國方面來說，應有更大的胸懷與一些不同意見的人士展開對話，尤其是在法蘭克福書展這一公開的平台上；從西方來說，則也應適度注意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依然存在的種種思維和行動禁錮。這種注意不是妥協，而恰恰是為了中國更大的進步。多年前，美歐之間曾因對華政策出現分歧，但最後顯然是主張對華接觸而非對抗的歐洲成為贏家。今天似乎到了歐洲知識界重拾這一真諦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