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問責新規定，決策失誤、用人失察，都被納入問責範圍，也就是說今後「帶病提拔」的官員，不僅自身要被追查，而且提拔他的上級官員也要被問責。譬如剛剛落台的深圳市前任市長許宗衡，其所涉貪污受賄、跑官賣官早有劣迹，據悉舉報他的信件，僅寄到中紀委就有一尺多高，但這樣一個民憤極大的官員，卻愈腐愈升，到底誰是他的靠山？如此不負責任，也應該被追查問責。

新規定同時規定，處理群體性事件不當、造成重大影響的官員須受到問責。去年貴州甕安騷亂，當地官員先是不作為，後是胡作為，導致民變，這樣的庸官惡吏，實在應當被攆下台。但光如此並不能解決社會矛盾，實際上，問責制還應該包括那些上訪民眾多、群眾意見大、社會矛盾尖銳的地方官。

中國老百姓多是善良之輩，他們不會胡攪蠻纏，也不會無理鬧三分，上訪者肯定有冤屈，權益受到非法侵害。如果當局能夠正視眾多「訪民」的問題，下決心解決他們的困難，官民對立的情況就會緩解。實際上，當局只要將各地告狀信、上訪信按照地域分門別類，將那些告狀最多的地方官問責，定然民心大快。

親疏有別 心慈手軟

今次問責新規仍然沒有解決黨政官員親疏有別的問題。過往的問責，多是針對政府首長，而黨委書記卻輕輕放過，最明顯的是山西，出了那麼多礦難，省長換了好幾任，省委書記卻安坐釣魚船。再譬如，石家莊的三鹿毒奶粉案，受害者如此之多，影響如此惡劣，市長、分管副市長和局長的職務均被免除，但當時的市委書記吳顯國卻還保留中央候補委員一職。

熟悉中共決策的人都清楚，在內地，黨委書記是真正的一把手，省長、市長只是二把手，遇到重大決策時，沒有書記的首肯，省長、市長等行政首長根本不能自行其是。如果只問責行政首長，卻不問責黨委書記，不消說民心不服，恐怕連官心也不會服。

另外，問責新規也沒有解決落台官員如何復出及復出標準問題。新規只是籠統規定，被問責官員在一年之內不能再次擔任同樣的職務。如此一來，便有很大的操作空間，有關係、有門路的官員往往大事化小，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而一些沒背景、沒後台的官員，往往成為替罪羊。很多問責官員在下台一兩年之後，又悄悄官復原職，使問責徒具虛名，老百姓的怨氣反而更加高漲。

其實，問責要真正發揮作用，就不能遮遮掩掩，更不能親疏有別，對失職官員心慈手軟。宋朝范仲淹選官，秉持「寧可一家哭，不能一路哭」的原則，對於有問題官員，堅決淘汰。古人尚能鐵面無私，今人為何少有這種膽識？民心是一桿秤，老百姓滿意不滿意，才是問責制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