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頒布《處理漢奸案件條例》，涉及「漢奸」者，大約有如下數種：一是「曾任偽組織簡任職以上公務員，或薦任職之機關首長者」；二是「特務工作者」；三是「憑藉敵偽勢力侵害他人，經告訴或告發者」；四是「曾在敵人之軍事、政治、特務或其他機關工作者」；五是「曾任偽組織所屬金融或實業機關首長或重要職務者」；六是「曾在偽組織管轄範圍內，任報館、通訊社、雜誌社、書局、出版社社長、編輯、主筆或經理，為敵偽宣傳者」；七是「主持電影製片廠、廣播台、文化團體，為敵偽宣傳者」；八是「曾在偽組織新民會、協和會、偽參議會及類似機關參與重要工作者」等等。

這些被視為漢奸者，一經查獲證實，皆被判刑、拘役或罰款，漢奸巨頭陳公博等更被公審處決。

這是一九四五年的事情。數十年後北京收回香江，則實施了完全不同的方針，這是因為：第一，英國已有百多年時間未與我交戰；第二，英國接受談判方式交還香港；第三，北京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要它繼續生金蛋。

在此形勢下，香江政府「好彩」，我朝不抓漢奸也。而且不但不抓漢奸，還對他們十分禮遇，有的且委以重任。這樣做固然對平穩過渡、穩定大局有利，但負面作用也不小。「漢奸文化」在回歸後仍大有市場，為漢奸大肆翻案、歌功頌德者有之；聲稱就是要「日日當漢奸」者有之。在此氛圍下，香港人心回歸、對國家民族之認同大受影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