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一○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一直下滑，從兩位數跌到去年第三季的百分之六點九。這期間，中央政府貨幣和財政政策並用，但經濟繼續下行的壓力仍大。在這坐困愁城、束手無策之際，對於「創新」的厚望，像是形成了新的意識形態一般，自然而然地成了眾望所歸的出路。

最好的例子，就是近月來人人都掛在嘴邊的新詞「供給側改革」。去年十一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首次提出：二○一六年經濟工作的重心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圈內對此給出了五花八門的解釋，有人說，這表明中國決定放棄凱恩斯主義，轉而擁抱供給主義；也有人說，供給側改革不同供給學派，畢竟中國還強調政府的重要性和產業政策。

傳統經濟學把投資、出口和消費（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劃在「需求側」，而「供給側」則由幾大要素構成，即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目前，內地需求側方面的優勢漸失，下一步改革應該從「供給側」的幾個要素出發，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以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減稅和減少政府干預等。這是專門強調「供給側」的最初原因。

不過，細閱中央經濟會議文件以及其中提出的各項工作任務，內地改革的實質，還是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改善供給，讓人力、資源、資本和技術進步等要素發揮更大的作用，目的在於經濟結構的調整，使中國從量上的優勢提升到質的優勢。這與以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目標沒有甚麼本質不同，只是這次把「轉方式、調結構」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新詞重新描述而已。

這種詞彙上的標新立異，意義不大，反而破壞對政策連續性的理解。這類「創新」不僅造成破壞，還浪費巨大的精力。這些精力正該放到尋找落實調結構的辦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