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鑼灣某書店的老闆、員工、股東相繼失蹤，儘管真相有待調查，惟外界普遍相信與書店的主要業務有關，它賣的是內地政治類書籍，即「禁書」。

坊間有不少類似出版物，說的是紅牆內幕，煞有介事，彷彿作者有千里眼、順風耳，將牆內的秘密一覽無遺，而中共高層政治的不透明，為人們創造想像的空間，這類出版物正好滿足這方面的需求。其實心水清的人都知道，這類書多是捕風捉影，胡編濫造，誹謗成分居多，根本不值一觀。如果在專制國家，這類書不可能生存；即使在民主社會，也可能因為被受害者控告誹謗，搞到官司纏身，得不償失。問題是，在一國兩制之下，留下了灰色空間。

也許有人不高興了，誓要將這類書店斬草除根，甚至不擇手段。如果真是如此，那麼事情的性質不在於出版商是否造謠誹謗，而在於備受質疑的越境執法，在於一國兩制的原則可能受到挑戰。內地官媒批評香江反對派乘機將事搞大，往政治方向上引，企圖製造香港與內地的隔閡，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另一方面，人是有好奇心的，愈是禁止，愈是想看。書店人員相繼失蹤，很多人好奇到底出了甚麼書，得罪了甚麼人，想方設法搜購來看一看。失蹤事件的製造者肯定想不到，因為自己的愚蠢，為該書店做了免費廣告。

愈是禁書，銷量愈大，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歷史上的統治者，大都希望封禁那些有損自己名聲、不利於其統治的出版物，如四大古典名著中的《水滸傳》、《紅樓夢》等當年都曾是禁書，但禁不了；清朝大興文字獄，最終還是滅亡了；而幹得最徹底的是秦始皇，不僅禁書而且坑儒，將作者們殺掉，結果怎樣？結果還不是適得其反。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在香港製售的政治類書籍，香港人沒有興趣，主要讀者是內地人，就是社會開放與箝制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