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在福建當記者的陳佐洱因為採訪機會，「棄筆從政」，調到國務院港澳辦工作，開始了朝廷「港澳工作幹部」的政治生涯。因為表現不俗，人很機靈，一路遷升，最後爬到仕途頂峰，出任港澳辦常務副主任。

然而，大概因為不如廖暉有「太子黨」的背景吧，陳佐洱雖然是正部級，卻不能擔任一把手，成為主任，運氣差了一點。

陳佐洱和他的港澳辦老領導李後、魯平一樣，有戰鬥性，在彭定康推行「三違反」政改時，得到「鍛煉」。一九九二年，英倫「超級政客」彭定康出任港督。而自六四事件後，英倫改變對華政策，一改過往和北京在香港問題上的合作態度，單方面推出政改方案。之後又在香港興建新機場問題上自把自為，財政「不封頂」，大有要花光香港儲備的架勢。由此，中英關係全面而持續緊張，香港過渡期的平穩過渡、政權順利交接受到影響，雙方爭拗激烈，魯平和陳佐洱當年是朝廷的兩名勇將。

香港回歸後，中英爭鬥戛然而止。彭定康回到英倫老家，但政壇早已沒有他的位置，後來在歐盟混了一個差事，又到某大學當校監。而魯平和陳佐洱也相繼退休。

然而後過渡期的那場政改爭拗，並沒有因「直通車」被毀、北京「另起爐灶」而畫上句號，因為《基本法》有關實現雙普選的規定，政改問題一再引起爭拗，以致陳佐洱在政改之役又披掛上陣，戰鬥一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