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前，朝廷和地方就有一個「權力分配」問題，是中央盡量掌控權力呢？還是下放給地方多一點權力？如果是前者，地方政府就沒有了多少積極性，甚麼事情都推向中央。事實上，中央就是有三頭六臂也管不了那麼多具體的事情，何況各地方的「實際情況」很不相同，中央了解有限，要地方發展必須依靠地方政府積極有為，解決問題。

然而，如果是後者，地方獲得了中央下放的權力，地方勢力會坐大，漸漸不買中央的帳，自把自為，形成幹弱枝強的局面，就會生亂。這個問題一直困擾朝廷。毛皇帝當年寫過《論十大關係》，就特別論述「中央與地方」之關係也。

當然，就中央集權制的本質而論，就「百代都行秦政制」而論，中央是寧肯把權力盡量抓在自己手裏，也不能因下放權力而冒險令地方生亂的，此會動搖國本國基也。所謂「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朝廷多數情況下是寧願「一收就死」的，「死」的不過是地方的積極性，如果「亂」，就是天下大亂，朝綱被廢，君不在君位，臣不在臣位。

毛帝崩後，推行改革開放，搞活經濟，核心問題還是朝廷要「簡政放權」，朝廷也變得更有政治智慧，在簡政放權、收放權力問題上極為注重時機和把握度數，甚麼權力能放、甚麼權力不能放、怎麼放、放多少、何時放、何時收，玩得出神入化，大致上既推動了改革，又穩定了大局。朝廷的權力在某些方面削弱了，在根本之處加強了。我們不妨以此觀察中港政改之博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