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為新加坡「金禧」之日，也是李光耀逝世後的第一個國慶。總理李顯龍的國慶獻詞中，一改過去匯報國家經濟數據的慣例，回顧了既往新加坡發展取得的成就，並鼓勵全國團結一致，共同進步，放眼未來。

筆者認為，李顯龍此舉意義極大：除了藉此緬懷先父、建國總理李光耀外，同時代表着新加坡正式進入了下一個時代，一個充滿未知性的後李光耀時代。

五十年前，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沒有人對新加坡寄予任何期望。五十年後的今天，新加坡模式已經成為榜樣：李光耀公共行政學院恍如聯合國，各地政府官員、社會工作者紛紛前來學習。新加坡的成功毋庸置疑，藉着「金禧」回顧新加坡發展歷程，既是對李光耀先生的緬懷，也是給予這位新加坡之父崇高的致敬。

另一方面，近年新加坡政府面臨多個社會問題，對於李顯龍的施政是不小的挑戰，包括大量外來人口帶來的國民身份認同危機、對民主及媒體自由的訴求、人口老化等。當中，身份認同最棘手，國慶獻詞從發展歷史回顧中，帶出了總理對國民身份認同的關注，某程度上表示了政府施政焦點從經濟發展上的轉移。

對於新加坡後李光耀時代的平穩過渡問題，李氏家族早有準備：一邊廂，李顯龍在任總理多年，以「精英治理」的姿態施政，試圖遠離父親光環；另一邊廂，李光耀也刻意遠離政壇，為李顯龍樹立屬於其個人的政治威望和形象，但成效甚微。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從英雄時代進入到制度時代，缺少了父親的光環和幫助，李顯龍將要面對民眾更嚴苛以及回歸理性化的治理訴求，對李顯龍來說考驗不小。

新加坡社會需要時間去調整及適應後李光耀時代。儘管背景大有不同，但仍希望香港「後港英時代」十八年的痛苦經驗，可供新加坡借鑑。相同的是，民眾對上一個時代有難以抹去的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