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曾經出訪日本和台灣，考察當地的扶貧經驗和社區經濟；此外，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亦曾設立了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嘗試從泰國、新加坡、台灣、南韓尋找方法。可是，兩者都忽略了本土漁農業在社區經濟的作用。

除了依賴馬來西亞的新加坡，泰國曼谷的澤度澤市場以及台灣的士林、師大等夜市，售賣的手工藝品和風味食品，都是由當地的漁農業提供食材，否則依賴進口食材，勢將難以在飄忽不定的運輸成本和外幣匯率波動的風險下生存。

香港沒有本土漁農業提供廉價的食材，加上領匯和大財團壟斷公共空間，小販和墟市難有作為，香港的社區經濟失去特色和活力，精神面貌頹喪。

同時，香港的輕工業和飲食業亦變得疲弱不振，欠缺資金和專業技術的基層，只能成為地產或金融財團的廉價勞工，擔任清潔、保安、銷售、客戶服務等前線或外判散工職位，領取微薄的薪酬，無法自力更生。

二○一二年時，五大地產商手上的新界農地約有一千公頃，是特區政府實際可建樓地皮（有測量師估計約二百公頃）的接近五倍。如果把這龐大的土地資源投入輕工業或者漁農業的生產活動，定能振興漁農，裨益大眾，然而，特區政府卻任由地產商荒廢農地，令香港經濟裹足不前。

故此，重新發展漁農業，是香港產業結構轉型的必要步驟，但特區政府的態度卻極其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