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質事件發生後，日本主流媒體一面倒譴責恐怖主義暴行，第一大報《讀賣新聞》社論標題為：無法容忍伊斯蘭國的國際犯罪；有媒體更順勢撐安倍的擴張思想，認為當務之急是設立人質救援法案，以及創建對外情報機關。不過，當地一項民調卻發現，多達八成人認為兩名人質被殺是咎由自取。

事實上，主流媒體未必代表主流民意，特別是當涉及政治正確時，別說媒體，有時連民調也不可信。一九八二年，洛杉磯黑人市長布萊德利代表民主黨角逐加州州長，選前民調一致看好，甚至有報紙預早印好了翌日頭版，大事報道布氏勝選的新聞，豈料結果一出，布氏竟是逆轉敗。事後學者分析，雖說民調是匿名性質，但誰也不願意負上種族歧視的惡名，一到投票站，票投哪位候選人，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那時候才不管政治正不正確，這就是著名的「布萊德利效應」。

說回人質事件，其中一位遇害者是戰地記者，說他咎由自取未免有些涼薄，但日本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儒家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聖外王」，說的都是先管好自己，行有餘力再操心別人的事不遲。據報日本政府在國民遭IS殺害後，首次根據《護照法》，派員前往新潟市沒收一名攝影記者的護照，阻止其前往敍利亞，相信不少人心裏是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