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立法會內有機會享有男士侍產假的議員之一，當然期望愈長愈好，這是人之常情。然而，要把單純的需求轉化成法例，卻不能把其他持份者排除在外，故談判成了必然過程。

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自一九二七年成立，由最初只有政府及僱主代表，發展到近年勞資雙方各有代表六名，成為勞資之間的最後談判桌。由數百個登記工會一會一票選出的勞方代表，肩負爭取勞工權益的歷史使命。沒有參與談判的工會，只表述立場及否決談判成果，其實極不道德。

反對派惟恐談判成果落實後，在激烈的工運發展競賽中出現此消彼長的後遺症，於是把工聯會自二○○六年開始倡議並逐步爭取落實，以八年堅毅換取的成果，踐踏得一文不值。反對派在審議條例的最後一刻提出修訂，只為誇大「爭取到最後」的畫面來愚弄市民，但心水清者早已知悉勞顧會才是真正的談判戰場。猶記得佔領行動中，反對派被質疑在清場前一刻留守，騎劫佔領人士七十九天的付出。言猶在耳，反對派重施故技，騎劫侍產假的推進，實在沒理由再上當！

工聯會支持七天侍產假，但操作上既要維護勞顧會的談判制度，也要面對局長收回條例的壓力。面對零與三天的選擇，對於親手孕育侍產假的工聯會，自當渴望它能順利誕生；若罔顧現實限制，與反對派合謀推翻三天原議案，侍產假定必胎死腹中。縱然先天不足，工聯會也有決心逐步完善。相比之下，反對派七情上面，在明知不可能通過修訂下，真正博取的不是七天修訂，而是對事件一知半解人士的掌聲，實際是拿三天侍產假來「較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