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認同感大抵是歷來最差。回歸以來，中央與特區的磨合確有不少問題，但我認為都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畢竟北京在港沒搞過甚麼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之類的事，中央對港政策，一定比當年殖民地時期的英國寬鬆，香港人可不是「苦大仇深」的一群，年輕人即使有不滿，原本也不至於這般反叛。

但中共領導層的溝通方式確比改革初期退步了。鄧小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掌政，他甫上台就碰上二千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亟欲返回城市，但城市又沒有足夠工作崗位的大問題。當時的知青在鄉間食不果腹，生活苦不堪言。他們也有示威，也有鬧事，但國家又確實不能一下子創造大量職位，那該如何辦？

鄧小平先要求中央幹部馬上到農村了解情況，也容許知青代表到北京講述困難。上京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親自接見，他坦誠地對代表們講述國家的難處，彼此作平等而真摯的交流，以心動心，大家的誤會便容易化解。中央的工作有甚麼不到之處，便誠懇地作自我檢討，請求群眾原諒；國家的原則有甚麼不可動搖之處，也坦白講明，以爭取支持。年少者雖然氣盛，但只要事情合理，又能動之以情，他們是會接受的。

當時知青問題實在嚴峻，而且要求也未嘗不合理，所以後來中央也作了讓步，讓他們分批返回原地。但有的輪候很久，有的返城後長時間失業，這也成了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但為何當時沒釀成大規模暴亂？還不是因中共幹部們的思想工作做得好，青年們能明白國家的困難！我相信今日的中央領導如能抱上述態度跟香港青年溝通，那不可能有解決不了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