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至今已經五十八天。僅以二十萬人每天因此多花十分鐘在路上、走多一公里計，則這場抱持着似是而非的政治訴求、小部分人參與的運動，浪費了市民一億一千六百萬分鐘、合二百二十年，多走一千一百六十萬公里、相當於繞行赤道二百八十九次。

「沉默的大多數」成了「蝕底的大多數」，這是「佔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時局至今，無論是政棍、政黨還是政府，都應該開始考慮「後佔中時代」的政治訴求及鬥爭模式了。「佔中」會以何種方式散場，已經不重要了。從激進分子最近攻立會、佔英館等狂熱行為來看，散場過程不會太平，如何讓和平人士不流血、少流血，警隊仍需周密部署。

「後佔中」時代，相信市民對類似民運已非常反感，政棍、政黨若敢於隨便掀起「佔」字行動，可能需要以選票來作賭注。此次民運的最大弊端，是傷害了香港的法治基石、人文基石，將香港社會的「無擔當」的特質披露無遺。

法治方面不用多說，可以光明正大地違法，就足夠說明問題了。人文方面，學生可以輕狂老師、市民侮辱國旗國歌、人際交往尖銳對立，種種亂相，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恢復正常。

至於「擔當」，數萬教師因為擔心被學生攻訐而丟了飯碗，所以集體失聲，不敢批評學生不該曠課、不該參與違法行動。惟有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拒頒證書予失禮學生，才為全港教師挽回一些薄面。

政棍們的擔當，就更是可笑了。寫出來恐怕污了讀者的眼睛，不說也罷。

而拖垮「佔中」、贏得主動的港府，一眾官員為頭上烏紗着想，無人力主清場、聽任市民利益被侵害五十八天，如此敷衍塞責、毫無胸襟，也難怪在市民心中的得分一天低過一天。

「佔中」令香港所有政客的德行作了一次充分展示，可算二○一七年前的一個篩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