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早前評論青年工作做得不夠，也認為不少青年人在讀《基本法》時未必透徹，因此在爭取普選上脫離了社會框架。這觀察再次反映：所有政治行為必須以公共政策研究為後盾，才可與實際社會接軌；青年爭取普選、參與社會事務時，原理也是一樣。

必須承認，回歸後發生的大型群眾運動，加速所謂的青年政治醒覺。奈何港英時期並沒有着力培養青年政治人才，也沒有促進青年參加公共政策及政治工作；回歸後青年對政治參與的期望急升，但在歷史認知、知識、遠見上都未有正式訓練和經驗。因此，不少大型群眾運動的青年領袖，都是拿着民意市場意見抗爭，卻少了一套兼顧不同階層平衡的思想模式。

當社會問題日見複雜，則不可以只流於街市式開價還錢的講價政治，必須回歸經濟、民生和社會狀況的均衡發展和推演。劉兆佳教授在其著作中亦有說明：加強公共政策研究的力度和水平，對所有發達社會的政府來說是一條不歸路。青年將會是二十年後的香港管治者，對掌握公共政策與社會操作的意識極為重要。

過去鼓勵青年參與政策研究的青年工作未獲重視，就算是議政參政的政黨，政策研究也只作為解說其已有立場的工具。因此，青年工作其中一個關鍵環節，是將社會上失落地位已久的公共政策，重新提升地位，以公共政策帶領政治參與。

筆者大膽建議，可辦一個高獎金的公共政策比賽，建立青年人跟在上者與社會各階層的對話交流，讓社會以至青年大眾重新重視可行的社會建構；而青年人不但可從中認識香港社會的複雜運作，更開啟新世代對話，這才是帶領社會的負責任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