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孚去世後，江湖地位依然，手寫一封信可賣三千多元。最近，他的雜文被結集為《我重讀香港》出版。之所以「重讀」，因他覺得香港的發展不全然是中國人之功，英國人也出過力，雖有人認為不應和欺負過自己的人講公平，但實事求是就應該這樣做。

他似乎仍然很在意大中華情結，其實不少年輕一代香港人，何止不介意英國人曾「欺負過自己」，還追懷景仰有加，最極端的甚至組織「歸英」團體，有如菲律賓人的「重返美國協會」。

余英時教授引述吳宓日記和胡適日記作證據，說明史學大師陳寅恪在日本侵華時主張屈服，認為抵抗必亡國。余英時本人則認為日本投降究竟算不算是中國的勝利是有疑問的。羅孚在書中表示對陳寅恪之論很不舒服，又批評余英時是「蠱惑人心」。

日軍在中國大陸可以說是節節勝利。如果沒有發瘋發動太平洋戰爭，中國最終可能亡國，這是中國人不願意說的話，因為這大長敵人志氣，大滅自己威風。陳寅恪不是神仙，不能預料到日軍炸珍珠港有何稀奇。余英時對汪精衞是有所同情的，讀他為汪的《雙照樓詩詞藁》作的序自可得知。日本人有一本書叫《敗戰日記》，內記戰時上海比東京繁華太多。香港也有素負盛譽的評論人說過，他親歷汪佔區生活比國佔區好。看來羅孚即使在晚年轉變了立場，仍是民族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