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報人羅孚去世，走完了坎坷的一生。他的兒子羅海雷解釋過父親成為共產黨員的原因：他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在求學時接受了五四以後新知識和新文化薰陶，大部分覺得國民黨政府不民主、太腐敗，因而擁護中共。羅海雷提出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父親與他在香港左派的同事、朋友可算是幸運的，躲過國內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奇怪的是在文革前，他們就算有家人、朋友在大陸受到鬥爭、鎮壓，他們還是那樣堅定地擁護左派在香港的政治立場。

其實不止在文革前，即使在文革時，羅孚還是參加中共統戰工作，爭取不同政見人士，「讓他們對處於文革困局的北京政府認同和支持」。我在香港和海外認識不少羅孚這樣的知識分子，分別只在他們不一定是黨員，他們醒覺的時間亦有先後。

最突出的例子是司徒華。羅孚是黨員，司徒華是哭求為黨員而不得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秘密入團的原因，也是國民黨腐化，認為共產黨是將來救國的出路。中共建立政權後，他曾鼓勵一些朋友回國參加建設，這些人大多慘受迫害甚至屍骨無覓，他沒有醒覺，只是慶幸自己沒有回去。後來的政治運動，包括反右、大躍進引起大饑荒，以至文革浩劫，他仍沒有醒覺。直到一九八四年，依然覺得自己雖然退出中共組織，還是「黨外共產主義者」。醒覺，何以如此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