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滅六國後，歷來中國的大一統王朝，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名義上行中央集權制，實則上中央無法對地方事務細微管理，秦朝時試圖用法家的嚴刑峻法統治，最後適得其反，陳勝、吳廣被迫起義，引發群雄並起的骨牌效應，暴秦最終滅亡。

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法家的手段執行儒家的倫理綱常，以維繫地方統治，其後的大一統王朝國祚，也相對較長，史家余英時形容這是「陽儒陰法」；已故史家黃仁宇則描述中國無法建立「數目字管理」（當中包括了保障私有產權及法治等資本主義要素），只能以道德維持統治，而儒家思想與上述的資本主義要素扞格不入，更成了宋明兩代雖然民間經濟已初具市場經濟規模，卻無法衍生出資本主義，繼而全面現代化。

黃仁宇在其著作《萬曆十五年》中，形容晚明困局：「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書中所敍，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

黃仁宇卒於公元二千年，他晚年見證了「六四慘案」，但仍一廂情願對中國的前景樂觀，他認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之後國民黨北伐，重組了中國政治的上層結構；之後共產黨建政，其土改運動則重組了中國政治的下層結構，掃除了儒家思想對資本主義的掣肘，故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必能成功。

然而十三年過去了，此間的中國表面逐漸強大，內裏管治危機卻是日益深重，這是黃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