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電視發牌爭議讓香港市民上了一堂寶貴的通識課。繼筆者上篇撰文指，如果上述爭議事件是一場通識科考試，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是考生，蘇局長回應傳媒提問的答案是不及格。這是由於他的答案相當空泛，沒有足夠證據和例子去證明落選電視台比其餘兩家申請者遜色。

顧問老師：通識研究協會主席馬震寧

爭議不斷升溫，香港電視員工和市民以遊行和集會方式，要求政府交代，但主要官員一直以行政會議「保密制度」為由，拒絕回應香港電視落選原因。因此，事件產生「保密制度」和「公眾利益」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也即是行政會議「保密制度」較重要，還是「公眾利益」較重要？

「保密制度」用意是防止政策在討論階段時公諸於世，有利行會成員有自由討論空間，也令不同免費電視牌照申請機構的商業資料得以保密。但社會進步，市民意識到監察政府的重要性。加上免費電視服務對象是廣大市民，故涉及高度「公眾利益」。政府公布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結果，令市民大跌眼鏡，但又不肯深入解釋發牌的考慮因素，公眾被政府所謂一籃子因素蒙在鼓裏。

即使香港電視真的有「必要」的「關鍵考慮因素」未達標，政府也應作出適當交代，例如公開發牌準則，減少市民加深對政府質疑和不信任，避免重挫其管治威信。畢竟早前大批市民上街，不論是港視員工總會或是警方估計的人數，兩者雖有份別，但都足以反映民意。

現屆政府能否參考工商及科技局前局長王永平建議「不披露機密數據，但可以公開發牌準則」， 以釋除公眾對免費電視發牌的疑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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